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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景德镇珠山天后宫遗址发掘简报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
一
概况
天后宫遗址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中华南路中段与戴家弄交叉路口东北角，西距昌江约680米，南距南河2.5公里，西北距离御窑厂南门650 米，属景德镇老城区中心地带（图一）。
图一 遗址位置示意图
天后信仰流行于东南沿海地带。既往研究认为，景德镇天后宫为清初福建籍工商民众所建，亦为福建籍工商同乡会和同乡义学所在地，故又称“福建会馆”“三山书院”[1]。
展开剩余97%2024年4~6月，为厘清天后宫始建年代和细化建造历史，深入理解明清时期景德镇陶瓷全球贸易网络框架下的人群往来及景德镇瓷业社会的形成过程，揭示并深描景德镇瓷业社会的开放性特征，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 对天后宫遗址进行了主动性发掘，共布探方2个，实际发掘面积45.4平方米，揭露出明代至近现代多期建筑遗存，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陶瓷标本，为探讨景德镇天后宫的兴废提供了重要材料。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二
地上遗存、布局复原与探方分布
遗址地表密布现当代建筑，可供发掘的空地仅有周路口派出所老楼两侧，在此分别布设探方T1、T2。为初步预判探方在天后宫整体建筑中的位置，在考古发掘前和发掘期间持续对地上遗存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结合既往研究，初步推测复原了天后宫晚期建筑的大致布局。
图二 井（由东南向西北摄）
图三 周路口派出所老楼前柱础（由西南向东北摄）
根据当地居民、 研究者指认及现场判断，天后宫遗址地上古代遗存至少包括井（图二）、柱础（图三）与天后宫正殿南壁、北壁（图四）、东壁（后壁）拐角及正殿前台阶位置下压砖砌基础等[2]。据正殿南北壁走向测量，天后宫原应面向昌江方向，方向250°。航拍显示，在不甚规则的街区形态中，天后宫遗址的地表遗存均在一个较为规整的空间范围内，这似可视为古今重叠型城市中的“印子”。既往研究提到过20世纪80年代文物普查中天后宫的一些测量数据：“建筑 全长66、 宽26.3米……正殿长16、宽14.4米……”[3]其中“正殿宽14.4 米”，与地表现存正殿南壁、 北壁墙内距离数据高度吻合；同时，“建筑全长 66、宽26.3米”这一数据，与航拍所见“印子”的长度、宽度也大致吻合。故推测这些数据来源相对可靠，同文其他数据或亦可利用。此外，亦实地踏查了景德镇其他明清会馆建筑作为参考。综合上述资料，初步绘制了天后宫遗址被现当代建筑“打破叠压”前“最后一期”的布局情况[4]。据此，推测 T1 为中段建筑（享堂或议事厅）前方南侧部分，T2位于正殿前方北侧（图五）[5]。
图四 正殿北壁及门（由北向南摄）
图五 天后宫平面布局初步推测复原图
三
地层堆积
为尽可能扩大发掘面积，未按正方向布方，T1、T2方向均为340°。其中，T1位于周路口派出所老楼西南侧，布方面积20平方米，后向（东）南方向扩方2米×3.7米， 实际面积27.4平方米。以T1西（南）壁剖面为例介绍地层（图六）。
图六 T1 西（南）壁地层剖面图
第①层：全方分布，厚0.06~0.12米。浅灰白色混凝土，致密，包含极少量塑料、垫饼。其下叠压F1、F3。F1为现代房屋，以其为中心有房内外堆积和房下垫土多层， 编号为F1①、F1②及T1②a、②b、③a、③b、③c、④、⑤、⑥a、⑥b，均出土现代遗物，为现代层。G4 开口于 F1②层下，F5 开口于②b、⑥a 层下，F6 开口于②a、⑥b层下，余不赘述。
第⑦a 层：分布于探方西南部， 厚 0~0.22米。深灰褐色粗沙土，较疏松，包含瓷片、垫饼、匣钵等。重要出土物有 20 世纪初铜钱。推测此层性质为 F5 垫土层。其下叠压 F7、H2。
第⑦b 层：分布于探方西南部， 厚 0~0.22米。深灰褐色粗沙土，较疏松，包含瓷片、垫饼、匣钵等。推测此层性质为 F5 垫土层。其下亦叠压 F7。
第⑧层：分布于探方西南部，厚 0~0.1 米。深褐黑色粗沙土，较致密，包含少量瓷片、垫饼等。
第⑨层：分布于探方北部，厚 0~0.15米。深褐色粗沙土，较疏松，包含较少瓷片、垫饼、匣钵等，其中有“大清乾隆年制”款瓷片。
第⑩层：探方西北角解剖沟内均有分布，厚 0.15~0.25 米。深棕色粗沙土，疏松，包含大量匣钵、瓷片、瓦片等，其中有“大明嘉靖年制”款瓷片等；匣钵相较上层数量剧增，共计 602 片，重 58.82 千克。
第⑪a层：探方西北角解剖沟内均有分布，厚 0.38~0.47 米。深黑色粗沙土，疏松，包含大量瓷片、垫饼等。
第⑪b层：探方西部解剖沟内均有分布，厚 0.05~0.1 米。浅青灰色黏土，较致密，包含较少瓷片、匣钵等。
第⑪a、⑪b 以下地层暂未发掘。
四
主要遗迹
本次发掘清理遗迹26处，其中房址9处，墙4道，沟4条，灰坑2个，其他遗迹7处。有3处房址（F7、F6、F5）较为重要，此处仅介绍 F7、F6[6]，F5 情况另见后续报告[7]。
（一）F7
F7 位于 T1，开口于第⑦a、⑦b、⑧层下，叠压第11〇b 层。未完全揭露。已揭露部分南北长4.9、东西宽 2 米。从已发掘部分来看，F7 包括墙、地面、拦土（疑似）、柱础、排水沟、洞坑等遗迹。同时，在局部发掘中，揭露出与 F7 相关的 8个地层堆积（图七、八）。
图七 F7 平、剖面图
墙 1 道（Q2）。位于 F7 南部，方向 250°。已发掘部分平面呈长条形，长 2、宽 0.45 米，墙体砖层残高约 0.11 米。墙基为挖槽起建，西北侧压槽宽 0.18~0.2 米， 东南侧压槽宽 0.18~0.26米，未发掘到底，压槽深度不详。墙基由乱毛石干砌，墙基以上部分由青灰砖平砌，部分青灰砖长 26、宽 13、厚 5 厘米。
图八 F7 清理情形（由东北向西南摄）
地面 1 处（F7dm1）。位于 Q2 北侧，方向250°。已发掘部分平面近长方形，东西长约0.84、南北残宽约 0.34 米。南部为一排青灰砖平铺，北部由窑砖立放铺成，铺砖通缝方向与房屋进深方向一致。青灰砖长 20~23、宽约 13 厘米，窑砖长 6~16、宽 3~5 厘米。推测为道路地面。
拦土 1 处 （F7lt1）。位于 Q2 北侧。方向250°。已揭露部分平面为长条形，长 2、宽 0.4~0.44、高 0.35 米。由不规则石板、砖块干砌而成，表面覆盖一层由糯米、石灰、沙石等混合而成的加固层。其与目前发掘所见墙体结构均不相同，推测为拦土。
柱础 1 个（F7zc1）。位于 G1 南侧。由上下两层灰白色石块构成。上层石块平面呈方形，侧面为中段略鼓的弧形，东北面有残损，其余各面均饰有卷草纹，顶部边长约 0.34、中段最宽处边长 0.42、底部边长 0.38、高 0.32 米。下层石块平面比上层略大，顶部稍平，侧面为略向内收的不规则自然面，顶部平面长 0.52、底部平面长 0.5 米，宽度因未完全揭露不详，高 0.18 米。下层石块底下平铺砖、石板。
磉墩 1 个（F7sd1）。位于 F7 柱础（F7zc1）底下。已揭露部分平面呈长方形， 长 0.76、宽0.56 米，因未发掘到底，高度不详。磉墩区域土色偏黄，其外围夯土区域土色偏灰黑。
排水沟 1 条 （G1）。位于 F7 北部。方向250°。已揭露部分平面呈长条形，长 1.5、外宽0.5、内宽 0.2、深 0.19 米，由底板、侧壁、盖板组成。底板、盖板均为青灰砖，侧壁由 5 层窑砖、青灰砖混砌，壁内侧使用灰浆勾缝。底板青灰砖长约 19、宽 12～14、厚约 4 厘米，侧壁砖长 6～14、宽 5～12、厚 1.5～6 厘米，盖板青灰砖长 22～24、宽 10～14、厚 3～4.5 厘米。
洞坑 2 个。F7k1 位于 F7 中部、F7k2 北侧。平面近圆形，剖面为长方形。坑壁直，底面平整，加工痕迹明显。口径 0.24~0.26、深 0.3 米。F7k2 打破拦土。平面形状呈弓形，剖面呈长方形。坑壁直，底面平整，加工痕迹明显。口部长0.26、宽 0.2、深 0.31 米。
F7 相关堆积可分 8 层。
F7①a 层：分布于 Q2 北侧。厚 0.12~0.32米。浅褐黄色粗沙土，较致密，水平状分布，包含瓷片、垫饼、匣钵、砖、瓦、石等。出土瓷片年代主要为明代晚期，推测为 F7 地面下垫层。
F7①b 层：分布于 Q2 南侧。厚 0.2~0.35 米。深褐黄色粗沙土，较致密，水平状分布，包含大量瓷片及少量垫饼、匣钵等。出土瓷片年代主要为明代晚期，推测为 F7 地面下垫层。
F7②~⑥层：厚 0~0.05 米。较疏松深灰黑色粉沙土（F7②、④、⑥）、致密浅褐黄色黏土（F7③、⑤）间隔铺垫而成，几乎无包含物，推测均为 F7 灰土垫层。
F7⑦层：厚 0.09~0.19 米。致密浅褐黄色黏土，坡状分布，出土少量明中晚期瓷片。性质应亦为 F7 灰土垫层。由于 F7 叠压明中期地层⑪b 层，F7 相关垫层出土遗物主要为明代晚期，故推测其形成年代为明代晚期。
（二）F6
F6 位于 T1，开口于第②a、⑥b 层及 F5 下。未完全揭露。已揭露部分平面为曲尺形，南北长 4、东西宽 5 米，揭露出墙、柱础、地面、台阶、排水沟等遗迹（图九、一O）。
图九 F6 平、剖面图
墙 1 道（Q1）。位于 F6 北部、东部。已发掘部分平面呈曲尺形， 由两段墙相接而成，东南—西北向墙方向 340°，东北—西南向墙方向252°， 两墙夹角约 92°。两墙上下宽度均不一致。东南—西北向墙长 2、下部宽 0.48、已揭露部分高 0.36 米， 上部向东北侧缩窄至墙宽0.42、残高 0.19 米。东北—西南向墙长 3.9、下部宽 0.5、已揭露部分高 0.64 米，上部向西北侧缩窄至墙宽 0.42、残高 0.18 米。揭露墙基局部表面，其由不规则石板、石条铺垫而成。墙基以上部分使用“乱砖墙”做法，先卧砖平砌空心墙，后内填碎砖、碎石、泥沙，用砖以窑砖为主，兼有少量青灰砖。窑砖、青灰砖均无固定尺寸。
图一O F6 俯视（上为东北）
柱础 1 处（F6zc1）。位于 F6 已揭露部分东部，Q1 东侧。石质，表面呈青灰色。平面呈方形，四角刻凹入的双卷瓣，似海棠线脚。侧面为中段略鼓的弧形，各面均雕刻纹饰，上部为莲瓣纹，中段边框为螭虎纹，主体为缠枝花卉纹。顶面边长 0.38 米， 础身最宽处边长 0.52 米，因未揭露到底，高度不详。
地面 2 处。F6dm1 位于 Q1 东侧。砖红色三合土地面，已揭露部分残长 1.6、宽 1.1、最厚约0.04 米。表面刻划有直线纹和斜向方格纹。其中，两条直线纹呈东南—西北向，方向 340°，间距为 0.34 米；另两条直线纹呈东北—西南向，方向 250°，间距 0.7 米。斜向方格纹在直线纹东侧施加， 单个格纹形状近正方形， 边长 0.16~0.18米。F6dm2 位于 F6tj1 东侧。灰白色三合土地面，已揭露部分残长 1.86、宽 0.66、最厚约 0.04 米。表面刻划直线纹和斜向方格纹， 单个格纹形状近长方形，长 0.17~0.2、宽 0.14~0.17 米。
台阶 1 处（F6tj1）。位于 F6 已揭露部分北部。砖铺台阶基础，已揭露部分包括二级台阶。第一级台阶基础宽 0.42、立面高约 0.15 米。第二级台阶已揭露部分宽约 0.25、 立面高约 0.15米。台阶为外侧平砖顺砌、内部填土筑成。
排水沟 1 处（G2）。位于 Q1 南侧。东北—西南向，方向 254°。已揭露部分平面呈长条形，长 1.5、外宽 0.32、内宽 0.15、深 0.17 米。由侧壁、盖板组成，侧壁由窑砖、卵石混合砌筑，表面不平整。盖板为青灰砖，条面相接、平放铺设，盖板与侧壁之间用灰浆黏合。砖长 24～27、宽 12～25、厚 6 厘米。
F6 柱础呈现出明显的清代早中期风格，结合地层关系和 F6 结构， 推测其整体形成年代为清早中期。
五
出土器物
出土器物以陶瓷为主，陶瓷种类主要包括青花瓷、白瓷、青瓷等。当前景德镇陶瓷研究分期框架体系较为成熟，故结合地层堆积与出土物情况，可将 T1 堆积单位分为五组，对应五个期段。按地层单位选择代表性器物介绍如下。
图一一 瓷器
1、5、6. 青花碗（T111〇a ∶ 2、T1⑩ ∶ 3、T111〇a ∶ 8）
2、8. 白釉盘（T111〇a ∶ 7、T1⑩ ∶ 4）
3、7. 青花杯（F7①a ∶ 5、T111〇a ∶ 3）
4. 青花盘（T1⑩ ∶ 1）
（3、5、7 为 1/3，余为 1/4）
（一）第一组地层包括11〇a、11〇b，其出土物面貌与明中期诸多沉船出水陶瓷面貌相近，推测其年代为明正德至嘉靖初期[8]。
图一二 青花碗（T1011a:2）
图一三 青花碗（T1011a:8）
青花碗 标本 T1⑪a ∶ 2，可复原。敞口，尖圆唇，斜曲腹，圈足，口底比例较大，足墙内斜，足心凸起。白釉泛青，釉面多气泡，裹足刮釉。器身以青花勾勒渲染技法装饰，青花发色整体清淡，局部有铁斑。外壁一圈主体纹饰为缠枝莲托八宝，下承一周如意云头，内底绘折枝花卉。口径 18.6、足径 6.8、高 6.2 厘米（图一一 ∶ 1、一二）。标本 T1⑪a ∶ 8，可复原。敞口，曲腹，圈足较窄，口底比例较大。白胎，局部生烧发红。白釉泛青，裹足刮釉，局部有缩釉现象。青花发色较暗，外壁、内底绘简化的叶片纹。口径 14.8、足径 6、残高 5 厘米（图一一 ∶ 6、一三）。
图一四 青花杯（T1011a:3）
图一五白釉盘（T1011a:7）
青花杯 标本 T111〇a ∶ 3，可复原。敞口，尖唇，斜直腹略曲，隐圈足。白釉呈乳浊状，局部有棕眼。内底有环形涩圈，外底露胎。青花发色较灰暗，仅在外口沿绘一圈潦草的叶片纹。口径 6.8、足径 2.1、高 3.2 厘米（图一一 ∶ 7、一四）。
图一六青花碗（T1⑩:3）内底
图一七青花碗（T1⑩:3）外底
白釉盘 标本 T111〇a ∶ 7，可复原。侈口，腹部斜直，圈足较高、窄。白釉肥厚、泛青，局部缩釉。裹足刮釉，内底有黑色落渣。口径 20、足径11、高 3.8 厘米（图一一 ∶ 2、一五）。
（二） 第二组地层包括 T1⑩、F7①a、F7②~⑦等。该组单位瓷器整体风格与 2007 年观音阁第三期嘉靖时期遗物[9]相近，推测其年代为明嘉靖时期。
图一八青花碗（F7①a:6）
图一九 青花杯（F7①a:5）
青花碗 标本 T1⑩ ∶ 3，下腹及底部残片。曲腹，圈足，挖足过肩，底微凸。通体施白釉，裹足刮釉。主要以青花文字装饰，内底蕉叶纹双圈款内书“长命富贵金玉满堂”，外底写有钱文样式的“福寿康宁”。足径 4.2、高 3.2 厘米（图一一 ∶ 5、一六、一七）。标本 F7①a ∶ 6，口沿及上腹缺失，下腹曲，圈足，底部微上凸。通体白釉泛青灰，裹足刮釉。青花发色灰暗，内底绘“壬”字云纹，外壁残留花草纹。足端粘砂明显，局部有火石红。足径 4.6、残高 3.2 厘米（图一八）。
图二〇 青花盘（T1⑩:1）
图二一 白釉盘（T1⑩:4）
青花杯 标本 F7①a ∶ 5， 腹部及底部残片。腹部较浅，上腹斜直，下腹微曲，圈足较窄。白釉泛青，釉面气泡密布，裹足刮釉。青花有晕散。外壁绘缠枝葡萄纹，内底饰潦草的花草纹，外底书“大明年造”款。足径 3.9、高 3.8 厘米（图一一 ∶ 3、一九）。
青花盘 标本 T1⑩ ∶ 1，可复原。敞口，圆唇，曲腹，圈足内斜。白釉肥厚乳浊，裹足刮釉，局部缩釉。青花发色灰蓝带紫。内底绘松竹梅，内壁饰竹叶纹一周，外壁绘缠枝灵芝，外底双圈内书“大明年造”款。足端局部有粘砂，底部微下凹。口径 14.1、足径 7.8、高 3 厘米（图一一 ∶ 4、二O）。
白釉盘 标本 T1⑩ ∶ 4，可复原。侈口，圆唇，斜曲腹，圈足内斜，底部微下凹。通体施白釉，呈乳浊状，内底棕眼较多，口沿一圈脱釉，裹足刮釉，足端有火石红。足底青花双圈弦纹内书“大明嘉靖年制”款。口径 16、足径 8.5、高3.9 厘米（图一一 ∶ 8、二一）。
（三）第三组地层主要有 F7①b 等，出土陶瓷器与万历号沉船[10]出水器物风格接近，推测其年代为明万历晚期至崇祯时期。
图二二 瓷 器
1、4. 青花碟（F7①b:7、F7①b:9）
2、3、6.青花碗（F7①b :5、T1⑥b: 1、F7①b:8）
5、12.青花杯（T1⑦a:33、F7①b:4）
7. 青花烛台（T1⑤:1）
8.黑彩小瓶（T1H1:1）
9. 研磨杵（T1⑦a:34）
10.青花器盖（T1⑦a: 1）
11.青花瓶（T1②a:16）
（5、8、9、11、12为1/2，余为 1/3）
青花碟 标本 F7①b ∶ 7，可复原。敞口，尖圆唇，曲腹，浅圈足。白釉清亮，裹足刮釉。内口沿以青花饰菱格锦纹，内底绘魁星点斗纹，青花发色淡雅。外底满釉，可见明显的跳刀痕。口径13.5、足径 8.6、高 2.7 厘米（图二二 ∶ 1、二三）。标本 F7①b ∶ 9，可复原。敞口，圆唇，斜曲腹，圈足浅，底部微凸起。白釉泛青，较乳浊，施釉近足，外足墙多有缩釉痕，足底无釉，有跳刀痕。内部以青花作为装饰，青花发色灰暗，口沿绘菱格锦纹，内底双圈弦纹内绘“寿”字纹。口沿和内壁粘砂较多，内底心粘连窑具残块。口径12、足径 4.4、高 2.8 厘米（图二二 ∶ 4、二四）。
图二三青花碟（F7①b:7）
图二四青花碟（F7①b:9）
青花碗 标本 F7①b ∶ 5，底部残片。内底上凸，圈足。白釉泛青，裹足刮釉。青花发色偏灰，内底绘团螭纹。釉面有缩釉孔，外底可见跳刀痕。足径 5.5、残高 1.5 厘米（图二二 ∶ 2、二六）。标本 F7①b ∶ 8，圈足残片。白釉肥厚，局部有棕眼。青花发色偏灰，有浓淡之分。内底绘策杖高士图，外底书“成化年制”双圈款，可见明显的跳刀痕。足径残约 5.4、残高 1.6 厘米（图二二 ∶ 6、二七）。
图二五青花杯（F7①b:4）
图二六青花碗（F7①b:5）
青花杯 标本 F7①b ∶ 4，可复原，稍变形。侈口微折，尖唇，上腹斜直，下腹内收，圈足内斜，挖足过肩。底足无釉粘砂，局部有火石红。白釉泛青，呈乳浊状。青花发色灰暗，内底绘折枝花纹，外壁残留两个团花。口径 5.2、足径 2.4、高 3.5 厘米（图二二 ∶ 12、二五）。
图二七青花碗（F7①b:8）
图二八青釉碗（T1⑨:1）
（四）第四组地层包括 T1⑧、T1⑨，出土物较少，但器物年代跨度较大，与落马桥窑址第四~七期中明末、清早期、清中期及晚期器物[11]近似，推测本组年代为明末至清同治时期。
青釉碗 标本 T1⑨ ∶ 1，下腹曲，圈足，足墙直。白胎细腻，胎体较厚。外壁施粉青釉，内部及外底施白釉。裹足刮釉。外底以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篆字款。足径 3.8、残高 2.5 厘米（图二八）。
（五）第五组地层包括 T1⑦a、⑦b 等，地层中出土有近代器物等，推测本组地层年代为晚清至 1949 年以前。
图二九青花器盖（T1⑦a:1）
图三〇 研磨杵（T1⑦a:34）
青花杯 标本 T1⑦a ∶ 33，可复原。敞口，方唇，腹斜直，下腹内收，圈足较宽。白釉泛青，局部缩釉，裹足刮釉，足端平切。青花发色浓艳偏灰，有晕散。内外壁绘灵芝花卉纹，外底有花押款。口径 6.1、足径 3.3、高 3.2 厘米。清道光—光绪时期产品（封二 ∶ 3；图二二 ∶ 5）。
图三一“宣统三年”铜钱（ZC3:2）
图三二 “宣统三年”铜钱（ZC3:2）钱背
青花器盖 标本 T1⑦a ∶ 1，可复原。平沿，盖面折角下凹。白釉泛青，与罐身接触处露胎。口沿绘波浪纹，内底绘菊瓣纹，青花发色浓艳。顶径 6、底径 9.7、高 2 厘米。清同治—光绪时期产品（图二二 ∶ 10、二九）。
黑彩小瓶 标本 T1H1 ∶ 1，完整。唇口，束颈，扁腹，腹径大于口径，下腹内收，平底略方。通体白釉，口部施酱釉，内壁无釉，使用黑色釉上彩在一侧写有“清凉散”，另一侧写有“永赋田万寿全”。口径 1.6、腹径 2.1、底径 0.6、高 3.7 厘米。20 世纪早期产品（封二 ∶ 1、2；图二二 ∶ 8）。研磨杵 标本 T1⑦a ∶ 34，下部残件。下腹处最宽。杵身扁圆状，上部施白釉，内壁及研磨部位露白胎。下腹最大径 6.8、残高 4.5 厘米。20世纪早期产品（图二二 ∶ 9、三O）。
图三三 青花瓶（T1②a : 16）
铜钱 标本 ZC3 ∶ 2，出土于 3 号柱础石之下、磉墩之上。钱面线圈内为蟠龙图案，线圈外上下右左分列“大清铜币”四字。钱背线圈内为“十文”二字，线圈外上部为“宣统三年”四字，下部为“百枚换银币一圆”。直径 2.7、厚 0.21 厘米（图三一、三二）。
（六）现代层出土、地表采集及调研获得的一些早期遗物，对于探讨天后宫区域人群活动时间亦有意义。
青花碗 标本 T1⑥b ∶ 1，下腹及底部残片。曲腹，圈足。白釉莹润，裹足刮釉。内底绘团状的火珠龙纹，外壁可见四爪龙纹的局部。足径 4.4、高 3.2厘米。清乾隆时期产品（封二 ∶ 4；图二二 ∶ 3）。
青花瓶 标本 T1②a ∶ 16， 下腹及底部残片。下腹斜直，隐圈足，足墙较窄。白釉肥厚乳浊，局部缩釉，裹足刮釉，足端有火石红。青花发色灰暗。外壁残存牡丹纹，外底书“康熙年制”款。足径 4.5、残高 4.6 厘米（图二二 ∶ 11、三三）。
青花烛台 标本 T1⑤ ∶ 1， 仅存上部柱状残件。整体呈长柱形，上窄下宽，内部中空不到底。白釉泛青，密布气泡。青花发色淡雅，线描缠枝忍冬纹。底径残约 4.7、残高 12.7 厘米。清道光时期产品（图二二 ∶ 7、三四）。
图三四青花烛台（T1⑤:1）
“天”字石匾 T2 清理地表时发现，应为“天后宫”石匾残块[12]。残存部分平面近长方形。石匾四周饰长方形单线框， 框内正中双钩线刻行楷“天”字。残长 51、宽 53、厚 5 厘米（图三五、三六）。
图三五 “天”字石匾拓片（约1/8）
“苍岩会” 石碑位于天后宫北墙门外地面，现为地面踏石。平面呈长方形，露出地面部分长 160、宽 86、厚 8 厘米。碑阳有一圈委角长方形单线框，碑首由委角长方形双线框围住碑题；碑题横行双钩线刻楷书“苍岩会□”，每字高约 9 厘米。下方碑文为竖列阴刻楷书，字迹磨损严重，仅可辨“圣母”“夫”“贡”“于”“际”“以”等字，每字高约 2.8 厘米（图三七、三八）。
图三六 “天后宫”石匾老照片 （引自《千年窑火》）
“新造祖殿”石碑 2 块。原取自天后宫遗址， 现藏于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创新中心陶瓷民俗博物馆。石碑 1，平面呈正方形，边长 31.5、厚 6 厘米。碑文阴刻描朱，内容为“新造祖殿」会首刘永菴」管事陈元楷」监造刘谦福」乾隆甲寅年季」夏月榖旦立”（图三九）[13]。石碑 2，平面呈正方形，边长 31.5、厚 6 厘米。碑文阴刻描朱，内容为“新造祖殿」会首刘永菴」管事陈元楷」督造刘谦福」乾隆五十九年」六月念九日立”（图四O）。
图三七 “苍岩会”石碑
六
结语
综合以上遗迹、 遗物情况和地层关系，天后宫遗址发掘区域大致可分五期， 分别为明中期、明晚期前段（明嘉靖）、明晚期后段（明万历晚期至崇祯）、明末至清晚期、清晚期至 1949 年。此次发掘范围内未见较明确的万历前期堆积。
图三八“苍岩会”石碑拓片（约1/12）
此次发掘揭露出三期比较主要的建筑遗迹，分别为明晚期前段的 F7、清早中期的 F6、20 世纪早期的 F5。三房址平面和叠压打破关系显示，部分早期建筑结构被后期建筑长期沿用。如 F5、F6、F7 各有一柱础，时代不同，但柱础平面构成直角三角形， 显为后期利用早期建筑的结果；航拍照片及测量结果显示，Q2（F7）和天后宫地表现存正殿南墙处于同一直线（图五）；Q2 砖墙部分宽 0.45 米， 和现存地表正殿南墙 0.43 米的厚度接近；此外此次发掘出土的 20 世纪早期建筑 F5 柱础贴 Q2 而建，表明清代以后的天后宫建筑均利用了 F7 的墙体。
图三九 “新造祖殿”石碑1 拓片（约1/4）
目前揭露的 F7 局部结构，修筑规整讲究，墙体规模大， 应是清代天后宫的前身建筑，推测天后宫很有可能始建于明代晚期[14]。F7 室内及地面垫土均为嘉靖时期，如将室外堆积F7①b视为明晚期晚段的修葺结果，则天后宫的修建年代最早或可至嘉靖时期。这一年代接近隆庆开海的年份（1567 年），或反映出景德镇与福建沿海关系的加强正是时代大趋势下的产物。
图四〇“新造祖殿”石碑 2
按照现有证据， 天后宫的历史有几个较为重要的节点。第一，殷弘绪在《饶州书简》中曾提及天后宫[15]，这是文献材料提供的重要时间节点，证明天后宫的修建不晚于清康熙时期；此次发掘表明， 殷弘绪所见天后宫修建年代或可更早。第二，“新造祖殿”石碑表明，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天后宫经历过一次大规模修缮；此次发掘的 F6 的柱础及墙体，证明清早中期曾经有过较为重要的修缮、改建行为。第三，首都博物馆藏清晚期青花御窑厂图圆桌面有 “天后宫”（图四一）[16]，这表明了清晚期天后宫的存续。第四，此次发掘表明，20 世纪早期，天后宫局部仍有增补柱础、铺设地面等较为正式的修缮行为。
图四一 清晚期青花御窑厂图圆桌面局部
发掘中较为值得关注的问题至少有三点：（1）探方第⑩层出土了大量匣钵残片。第⑩层与 F7 垫土层为明嘉靖时期， 这表明修建天后宫建筑之前， 此处有可能是陶瓷生产地点；此层出土的“大明嘉靖年制”款瓷片（T1⑩ ∶ 1）和T2 地层出土的嘉靖款瓷片（图四二、四三），表明此处很有可能是采用“官搭民烧”方式的生产地点。（2）天后宫的房址提供了重要的景德镇明清建筑实例，其挖槽奠石为基、上以砖砌的做法，具有地方特色，是当地工匠应对窑业堆积太厚、地基不稳的建筑方式；乱砖墙（碎砖墙）的制作方法亦具江南特色。（3）天后宫几处排水沟的设计和改换，显露出景德镇城市、建筑排水体系“毛细血管”的发展变迁，对于研究景德镇瓷业城镇的整体排水网络，具有重要价值。
图四二天后宫 T2出土“大明嘉靖年制”款瓷碗（T2⑦:2）内底
图四三天后宫T2出土“大明嘉靖年制”款瓷碗（T2⑦:2）外底
附记：考古发掘证照为考执字（2024）第（499）号。本项目学术顾问为秦大树、王光尧、汪勃、孙键、栗建安、张文江、江建新、魏青。考古发掘总协调人为王光尧。天后宫遗址发掘领队为丁雨，执行领队为金银珠、孙晨瑜，参与发掘的有丁雨、金银珠、孙晨瑜、焦继刚，参加整理的有丁雨、孙晨瑜、焦继刚、陈天民、徐小娇、李思函、范润瑾、李博含、郭笑辰。遗迹摄影为孙晨瑜、焦继刚，遗物摄影为郭笑辰，绘图为孙晨瑜、焦继刚、李思函、范润瑾、李博含、梁源、陈豪。本次考古工作得到了景德镇市委、 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得到了黄嘉诚、李云河、钱国祥、余雯晶、高宪平及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创新中心陶瓷民俗博物馆的大力帮助，谨致谢忱。
[1] 江华《景德镇市文物志》，第 89 页，景德镇市文化（文物）局、北京长青藤印务有限公司，2007 年。
[2]井口被石块覆盖，无测量口径条件；覆盖井的长方形石块长 0.88、宽0.63、高 0.35 米，其西侧有花纹，花纹漫漶不清，应亦为古代遗物，具体年代、性质不明。柱础平面呈方形，顶面边长 0.38、础身最宽处边长 0.52、底面边长 0.46、高 0.36 米，上有缠枝花卉纹饰，花纹较密，推测为清代遗物。天后宫正殿的北壁、南壁，壁厚为 0.43 米，两壁有拱门相对。以北壁为例，现存地表高度 7.5 米，拱门高2.47、宽 0.96 米。正殿台阶位置地表部分应为现代重修， 其一侧排水道显示下压古代砖砌基础，整体结构不明。
[3] 王永健《伴随“海丝”陶瓷贸易而来的妈祖信仰移植》，《莆田学院学报》2017 年第 3 期。文中所提天后宫数据源自对陈锦章的访谈。人的记忆通常不太可能对建筑数据有如此精确、系统的印象。在印证现场情况之后，推测这些数据很可能来源于访谈内容中提及的 20 世纪 80 年代天后宫调查相关文件材料。惜考古工作展开期间搜寻未果，未能复核原文件。
[4] 在初步绘制出复原图之后，核实了正殿北墙外廊道和几处废弃危房。廊道、外侧废弃危房底部墙体均以旧石材铺就，推测其后期空间结构的改造亦在天后宫原有布局框架之下。南侧因现代私房叠压密集，未能充分实测，但从航拍情况来看与北侧情况较为对称。推测其基本格局框架尚存。
[5]在此复原图中，实线证据相对较多，虚线证据相对单薄，推测成分较大。天后宫第一进院落中、戏台正对的中段建筑性质待定，据《景德镇市文物志》，“历史上的天后宫，中轴线上有牌楼、甬道、戏台、院落、酒楼、享堂、正殿及后宅，两侧另有厢房、陪屋等附属建筑”；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白光华追忆，周路口派出所老楼为天后宫中段建筑改建。结合这些情况，周路口派出所老楼可能由酒楼或享堂（议事厅）改造而来，图中暂标记为享堂。另外，图中 A 点为当地研究者指认的一处漫漶界碑，这或可为天后宫前后范围提供另一种可能， 但亦不能排除天后宫前后 66 米主体建筑外尚有附属建筑的可能性。参见江华《景德镇市文物志》，第 89 页，景德镇市文化（文物）局、北京长青藤印务有限公司，2007 年；白光华《景德镇天后宫相关问题小考》，未刊稿。
[6]天后宫经过多次重修，建筑历代重叠，发掘中常见晚期建筑继续沿用早期建筑局部结构的情况。此处对各期房屋遗存结构的介绍，以修建时段为准；对于沿用情况根据具体情况予以说明。
[7]F5 柱础下叠压“中华民国”字样铜钱，部分地面以水泥铺就，垫层出土瓷片年代下限为 1949 年，修整年代应为 20 世纪早期，详细情况另见后续报告。
[8] 本期面貌与西沙盘石屿 1 号沉船、平潭牛屎礁沉船尤为相近，陈冲据纪年器判断此两处沉船出水遗物年代为明正德至嘉靖初， 本处采信该论断。参见陈冲 《沉船所见景德镇明代民窑青花瓷》，《考古与文物》2017 年第 2 期。
[9]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江西景德镇观音阁明代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09 年第 12 期。
[10]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Lok bt. Syed Idrus，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2007.
[11]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景德镇落马桥红光瓷厂窑址明清遗存发掘简报》，《文物》2020 年第 11 期。
[12]此匾早年应尚完整，其完整照片被收录于多部论著中。图三六即引自冯林华等编 《千年窑火———景德镇陶瓷历史图片集》， 第 349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年。
[13]“新造祖殿”拓片为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创新中心陶瓷民俗博物馆提供。
[14]“天妃”至清康雍时期方升格为“天后”，故此前该建筑或应名为“天妃宫”（福建会馆），参见钱宁等《清代册封琉球与赐封妈祖关系探究》，《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 期。
[15][法]杜赫德编、郑德弟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Ⅱ》， 第 89 页， 大象出版社，2001 年。
[16]首都博物馆《首都博物馆藏瓷选》，第 162、163 页，图版 165，文物出版社，1991 年；李一平《景德明清御窑厂图像与首都博物馆藏 “青花御窑厂图圆桌面”的年代》，《文物》2003 年第 11 期。
•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 •
来源：景德镇御窑博物院
编辑：胡淑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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